探索在四川藏区的群山与警察之间徒步

那辆黑色的SUV在我们身后大约300英尺的一处弯道上停下了。车上的人都隐藏在黑色的车窗内。我们猜，坐在车里的是一群警察，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跟踪我们。我们这群人包括五名外国游客和一个本地司机，正驾车沿着狭窄的公路蜿蜒上山。这时，路上一条金属横杆挡在面前，我们只好停车。这是一座治安检查站。岗亭内值班的男子说，一切外来车辆都禁止通行。 我们告诉他，有个徒步向导在麻风村等着我们。我们为这个漫长的假日之旅所规划的行程就从中国西南藏区的那个小村开始。司机走下车，跟一名主管的警察说了几句话，原来他俩早就认识。聊过之后，警官命令岗亭里的人升起横杆。 汽车开始向莽莽群山更高处爬升。再向身后看时，那辆黑车已经不见了踪影。 前一天，我和朋友在附近的松潘县走下飞机之后，就发现这批警察在跟踪我们。在面馆吃饭时，两个警察在街对面监视我们；回酒店睡觉时，又见他们坐在大堂里。我们一行五人中，克雷格(Craig)是美国外交官，还有两名（包括我）注册记者。在我们此刻穿越的安多(Amdo)藏区以及徒步路线附近的小镇，最近曾经有藏民为抗议中国统治而自焚。 我们明白自己注定会受到当地警方的密切关注，但没想到如此严重。现在，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向导奇波亚(Kiboya)，但愿他能与本地官员顺利沟通。奇波亚是麻风村的村民，我们通过电话聘请他担任我们的徒步与登山向导。 “只要能上路，后面就好办了。”克雷格说。“他们不会跟踪我们进山。如果给截住了，我就跟他们回去。你们继续往前走就行了。估计他们最不放心的是我。” 这就是与外交官一起深入藏区时所要直面的小烦恼，在藏区，中国官员总是草木皆兵。一名普通外国游客来到此地，都会引起安保人员的注意。面对我们一行时，更是格外小心。我与克雷格已经相识多年，他曾担任驻京记者，我们一直说要在中国来一场背包徒步游。而今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度假的周末，而克雷格又被派遣到了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恰好有机会直奔四川山区。而在这里，有着中国最蛮荒动人的风景。 我们决定徒步前往黄龙自然保护区，它和附近的九寨沟自然保护区都是中国人气最旺的户外度假胜地。二者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收录的景点，无数游客蜂拥而来，观赏高山密林深处碧蓝的湖水。与中国东部沿海人潮汹涌、空气污浊的大城市相比，这两座公园俨然是另一个世界。根据中国旅行新闻社的官网数据，从2013年1月到10月，黄龙保护区所在的松潘县一共迎来了322万名游客。去年一年，九寨沟县一共接待了476万名游客。 遗憾的是，此地的游客大部分都赶在假日期间云集而来。我们知道，在保护区内肯定会遇到其他游客，然而在公园周围，举目一望，四处都是辽阔的原野。所以我们打算沿着黄龙保护区东南边界外一条荒芜的山谷，徒步从后门进入黄龙。 海拔14400英尺高处有一道关隘，分隔开了两个世界，一边是山谷，另一边就是黄龙保护区与闪闪发光的矿物湖。在卫星地图的帮助下，我们画出了行程，从麻风村登山，上行到达关隘。我们一行五人都要在这场高海拔的旅行中奋力攀登，毕竟我们来自北京和成都，几乎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于是我们拨出三天时间，从小道的起点出发，徒步去黄龙。 那天，我们分别乘飞机到了松潘，那个狂野西部风格的县城里混居着藏民、穆斯林回民和中国人口最多的汉人。记得我第一次来松潘，还是14年前。当时在机场出来的路上，曾看见一块藏獒展的广告牌。而今，松潘好像更繁荣了，县城中心街道两旁矗立着光鲜的两层古典木楼，城边灰墙上的建筑都已完工。我和朋友吉勒斯(Gilles)穿过松潘城墙的北门，进入城内的街市闲逛。身边信步走过戴着牛仔帽的藏族男子和装饰着绿松石项链与红石银腰带的藏族女子。回族人开的餐馆里，有面条和糕点出售。 我俩跟克雷格及另外两名旅行者——西蒙(Simon)和布莱恩(Brian)——在一家面馆见面。吃饭时克雷格指出，大街对面的警车里有两个男青年。他说自己在机场里就被跟踪了。离开餐馆时，那两个警察走到我们面前。“这会儿你们打算去哪儿啊？”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回答：“回酒店休息。”他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到了酒店，克雷格下楼时，发现那两个警察在大堂里喝茶。 此地民族关系紧张，有许多微妙的体现。第二天，克雷格出去为野营炉加煤油，却发现根本买不到。“有人用煤油干坏事。”前几天，回民酒店里一位名叫董琢（音译）的经理告诉我。藏民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当局严格限制加油站出售给司机的汽油量。最后，我们只好在户外装备店买了一台丁烷气野营炉。 快十点时，我们与司机离开酒店，又瞥见了两名警察的身影，其中一个记下了我们的车牌号。开车去往麻风村只需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却感觉漫长得多。半路上，三名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要抽查两个人的护照，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克雷格的外交护照或两名记者的护照递过去。检查之后，他们挥手放行。很快，我们就看到一辆黑车跟随而来。到了检查站，司机走下车，与管事的警官交谈了几句。 那是我们进入麻风村之前的最后一道障碍。汽车一路前行，终于，土路消失了，只见碧绿的牧场和正在吃草的马群。我们找到了向导奇波亚，在他家吃了一顿午饭——奶酪和蒜味腊肠。一名当地警察戴着墨镜，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另外两人一起走到我们跟前。“你们有没有干过危险的事？”他问。奇波亚将他拉到一旁，说了几句话。 黄龙自然保护区的徒步爱好者正在爬山。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到达徒步小道的起点时，已经将近下午两点了。距离我们开车走出松潘，已有四个小时。虽然晚了一些，但总算到了。奇波亚和一名牧马人带了三匹马为我们驮着行李。大家离开村庄，路过一座白墙小庙，寺院墙外是一排转经筒。我们继续向上爬，回头看时，发现寺院周围飘扬着鲜艳的经幡。与经幡一样色彩缤纷的是四周的山谷，由于已经入秋，各种树木纷纷开始变色。 “山谷里没人住，但可能会遇见牧民。”奇波亚说。有些牧民带着牦牛群去海拔更高的山丘上放牧。奇波亚说，我们恐怕是徒步穿越山谷的第一批外国人，因为他从没听说过哪个外国人曾经从这条路去往黄龙。大部分外国人都选择麻风村外的另一条路，登上附近白雪皑皑的雪宝顶，赞叹它在云端笼罩的18000英尺高的山尖。 启程之后没多久，我们遇见了一名头缠红布的藏族妇人，她牵着一匹白马走下山谷，去往某个村庄。她跟奇波亚和牧马人聊了一会儿。我很好奇，不知道自己还要遇见几个牧民，到底有没有把警察真正甩在身后。 下午五点，我们在一座空荡荡的民居外支起帐篷，天空飘下了蒙蒙细雨。附近的山丘上，一群牦牛在吃草。我手表上的高度表显示此地海拔3770米，合12369英尺。我们只不过攀登了470米，但都已经开始喘气了。 到了饭点，奇波亚和牧马人点燃了一堆篝火。我们这位向导少言寡语，现在却告诉我们，他今年49岁，家里三个儿子都已成年，为了养家糊口，他已经当了好多年向导。世界各地的游客他都带过，我忽然记起来，在我们和他见面的地方，墙上还挂着一面韩国登山俱乐部的旗帜。无疑，他已经把我们的行程计划都告诉了警方，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会遵守线路，如期结束旅行。 第二天，我们继续徒步登山，途中一片幽暗的风景让我想起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拉达克(Ladakh)。扎营休息，重新启程之后，我们决定爬三个小时之后休息，然后再爬一个小时，到达通向黄龙山谷的关隘。我们计划次日穿过关口，小心翼翼、步履维艰地走下陡峭的碎石山坡，进入黄龙保护区。下山的小路如此狭窄，立足之处也十分惊险，牧马人到了关隘就止步了，带着自己的马队转身返程。我们背着行囊，在奇波亚的引领下慢慢下山。从关口到公园入口，我们一共享了九个小时，下降了4000英尺。然而最艰难的一段，却是在保护区内去往公园大门时在汹涌的人潮中穿行。数千名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带着相机、登山杖，穿着冲锋衣，全都聚集在这里。 我们竭力躲开的不仅是度假的人潮，还有警察，他们也许会在保护区内的某个地方再次盯上我们。那样我们将会陷入一种熟悉的情境，生活于中国城市不时遇到的情境——观察他人，也被人观察。 而此刻，在我们的第二个营地，除了群峰、湍流和乱云飞渡，周围空无一人。暴雨袭来，又雨过天晴。我们爬上营地上方高处的山峰，从山顶向下望去，发现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忽然已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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